[25]柳斌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17年12月2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

[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0页。[63]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关切，法律保留则是基本权利保障领域中的重要规范命题。

 陈鹏，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近代中国宪法学理论对于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批评是立足于规范层面，但新中国的宪法理论对于基本权利保障的理解则转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实效性保障。例如草案曾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刘少奇亦提议：把这一句删掉。《宪法》第51条设定的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事由可以被限缩解释，从而既能适用于附带简单法律保留及特别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又能彰显差异化保留的规范意义。

在宪法全面修改之时，之所以恢复了五四宪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是由于个体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而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正是个体经济得以合法存在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宪法还要担负干预社会秩序失灵、保障个体自由的任务。但在1982年全面修宪的实践中，全国人大的专门决定宣告了修宪工作的开始并且成立了专门负责宪法起草的机构。

但对于当今美国盛行的宪法原旨主义（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m）而言，宪法原意（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乃是核心范畴。（二）宪法原意的局部更替中国现行宪法迄今经历的五次局部修改均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直到2003年12月，中央国家机关方才正式开展这一修宪活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的修宪实践来看，历次全面修宪、局部修宪在程序上均不限于上述阶段。

[25]田雷：‘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论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两种身份，《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98—99页。此种解读自然有利于凸显现行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同时则有可能忽视该宪法原本具有的其他价值目标。

然而，此种原意终究是从属性、过程性的，释宪者不宜以其取代而只能用其佐证、推导通过者的原初理解。[35]当然，1982年全面修宪之际，修宪者主要参考的是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尤其是前者。该方法在中国的宪法学界、法理学界已然引起了一定的学术兴趣。作为起草者，宪法修改委员会于1982年11月23日在其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且决定将其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

在中国语境下，它的生成时间与制宪、修宪的过程基本重合，始自执政党的特定中央组织公布最初的制宪、修宪决定，终于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14]参见注[13]，第469—478页。所以，未能任职至届满的代表人数总计88名，只占第一次会议代表总人数的2.52%。另外，1954年宪法乃是1982年全面修宪的基础。

[17]1978年宪法没有规定修宪程序的启动主体。经由1982年全面修宪，一些类同的宪法规定得以重新通过，它们有可能被修宪者赋予了新的原意，此可谓新意入旧辞。

[7]诚然，从一般法理上说，较之于起草者的原初意图，通过者的原初理解更具民主性，作为宪法原意更具权威性。但依据笔者的粗略统计，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不到三成的代表曾经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参见[美]卡拉布雷西编：《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廿五年的争论》，李松锋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比较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宪法只是选择性地规定了修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同时将其他环节留给法律加以规定或者交由修宪者进行安排。[1]宪法原意既包括与宪法规定严格对应的具体原意，也包括不与宪法规定严格对应的抽象原意。例如，2004年局部修宪终于实现了法学界孜孜以求的人权入宪的夙愿。二、有终有始：宪法原意的生成时间依据美国宪法原旨主义理论的固定命题（fixation thesis），美国宪法的起草者、批准者所理解的宪法含义都是固定的。相对而言，第一类活动所体现的宪法原意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由其形成的修宪史料往往是释宪者据以探求宪法原意的基本素材和质料。

[57]相比之下，宪法原文及宪法修正案作为标准文本更具正当性，宪法修正文本作为工作文本则更具实用性。该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通过现行宪法的当日还通过了《关于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决议》，又于6日之后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国务院组织法》。

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既然一部分宪法规定在全面修宪前后变化不大甚或毫无变化，它们的原初含义是否发生了更替？对于这一问题，下文结合1982年全面修宪予以回应。

它显然不同于以决议或者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典的局部修改。就现已公开的有关1982年全面修宪以及其后局部修宪的史料来看，反映议决阶段的史料在信息量上无法与反映起草阶段的史料等量齐观。

根据政学两界的主流观点，该讲话实际上为1982年全面修宪提供了指导思想。[5]Lawrence B. Solum，The Fixation Thesi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act in Original Meaning,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91, No.1 (2015), p.69.[6]在宪法原意的框架之内，为了应对社会现实的变化，释宪者、立法者分别可以进行有限的宪法构造（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和立法形成。[38]同注[31]，《彭真传》编写组编书，第1440页。但在中国，有关前者的既有史料更为丰富，对于前者的探求也更加便利。

另一方面，通过者的原初理解完全有可能产生于起草阶段。在下文中，1954年制宪和2004年局部修宪2018年局部修宪均是在类似意义上使用的表述。

一方面，从历史层面来看，如果未经制宪、修宪过程之中的充分商谈和必要妥协，作为民主合意的宪法原意着实难以在一个临界性的制宪、修宪时刻骤然间从无到有。本文主要聚焦前两种意义的宪法原意。

[9]但这只是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其一，1953年1月13日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与1980年9月10日成立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均为专门负责宪法起草的机构，均属于组织形态的起草者，但二者各有组成人员33名和106名，它们在人数上尚且有如此悬殊的差距，遑论在人员组成上的具体差异。

在这个终局性时刻到来之前，修宪者在一系列宪法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均有可能发生改变。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120页。[12]这一宪法时刻具体是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举行期间，确切地说，它处于1982年12月4日下午5时至5时45分之间。宪法原意于何时得以生成？此其一。

在探究现行宪法特定规定的原意时，爬梳1954年制宪、1978年全面修宪的历史已然是惯常的学术进路。[33]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实可以反映修宪者对现行宪法的原初理解，它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

二是，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修改，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据王汉斌[56]对于1993年局部修宪工作的回顾，前一个是法定文本，后一个是工作文本，是为了便于使用查看。

[8]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系统结合中国1954年制宪来研讨宪法原意生成的时间起讫，但相关原理是近似的。本文将这一类名异而实同的传统释宪技艺统称为宪法原意解释方法。